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领导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在井网山胜利会师,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红四军粉碎了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多次“会剿”,使红军得到了宝贵的发展机会。伴随着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壮大,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也在不断发展,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提出并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眼看着井山革命根据地日渐壮大,国民党反动派如坐针毡,决计无论如何也要扑灭这团星星之火。红军能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革命根据地到底还能存在多久?如何坚持井冈山的红色割据?这一个个问题,困扰着革命将士,党和红军内部不少人对革命前途表示担忧。1930年新年刚过,毛泽东收到了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今员林彪的一封信。信中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认为中国革命高潮一定会有,但未必很快到来,因此,应采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林彪提出的疑问,并不单单是他一个人的观点,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了消除这种错误思想在红四军中的影响,毛泽东于1930年1月5日写了一封给林彪的回信,批判了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思想。
在这篇回信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以及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起来,就造成了中国革命的一种特殊情势。其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其二,“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但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其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其四,“现时的客观情况是,各种矛盾都向前发展了。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因此,夸大革命主观力量的盲动主义和看不到革命力量发展的悲观思想,都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信中还高度赞扬了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这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也是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热情地讴歌了即将到来的中国革命高潮:“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通过形象化的描绘,号召党和红军胸怀必胜的革命信念和意志,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针对性地批评了党和红军内存在的悲观态度和迷茫情绪,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的代表性表述,坚定了党和人民军队争取伟大胜利的立场和信心。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论述,实际上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标志着中国革命开始在理论和实践中探索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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